理想屯

我常常想，如果命运的地图是一块岩层，那么我的人生就是不断从一层层压抑的沉积中钻出来。出生在山东，我的DNA里带着一种深重的业力：那种"要努力"、"要争先"、"要向上爬"的执念，像在漫长的冬天里冻僵的血液，不流动就会死。那是孔子留下的遗产，两千多年的"学而时习之"，齐鲁文化里对功名的渴望，从科举到高考，一脉相承的焦虑基因。

我从那里逃了出来。以为换了土地，结果就会不一样。可惜，我错了。

在新西兰，我依旧把自己放在一种无形的竞争中。原来业力是会跟着灵魂走的。我还在卷，甚至更用力地卷。坐在Unitec的图书馆里，看着窗外的油绿草地和碧蓝的天空，我想起的只是济南的灰霾，想起那些从小被灌输的"书山有路勤为径"。一定要全A的成绩单，一定要在新西兰的大厂有自己的一席之地。我看着自己像一台疯狂运转的机器，只有在那些寂静的凌晨时分，看着南十字星在天空闪烁，我才会反问自己一句：我到底在卷什么？

后来到了英国，结果也大差不差。在伦敦金融城的玻璃大楼间穿梭，泰晤士河上的雾气让我想起狄更斯笔下的维多利亚时代，那个同样充满竞争和焦虑的年代。我才玩了没几个月，那种"必须拼尽全力才能被世界接纳"的恐惧感便重新回到我的身边。人怎么可以这样的玩乐呢？是不是应该重回社会轨道，和大家一样打卡上班呢？英国人的stiff upper lip精神似乎也在提醒我：要坚持，要奋斗，要prove yourself。

直到命运的齿轮将我转动到葡萄牙。我漫步在里斯本，闻着空气里海盐和旧城墙的味道，看着那些剥落的墙皮和碎裂的瓷砖，那些承载着摩尔人和基督徒交融的历史，一切都是如此残破，一切都在历史的长河中走向衰落。

我站在阿尔法玛区的石阶上，俯瞰塔霍河。五百年前，水手们也曾从这条小街走下去，穿过城墙，到贝伦港口。1497年，达·伽马从那里启航，去往印度；三年后，卡布拉尔在同样的地方起航，最终意外地发现了巴西。如今的里斯本，就像一个退休的帝王，安静地坐在大西洋边，任由时间在脸上刻下皱纹。我以为我会抱怨这里的破旧，可是并没有，我竟然第一次感到解脱。

因为葡萄牙告诉我：什么都不做，也是可以的。就像这个国家，曾经的海上霸主，现在却吃着老本，也怡然自得。Saudade，这个只有葡萄牙语才有的词，既是怀念，又是接受失去的优雅。在这里生活，好像我的东亚业力也在地中海的艳阳炙烤下慢慢蒸发掉了。

我坐在贝伦塔旁边，看着特茹河汇入海口，想起当年的探险家们带着黄金梦从这里离开，现在只剩下游客和海鸥。我也可以允许自己停下来，因为我之前努力够多了。不再追赶，不再证明，不再和那个看不见的"他们"较劲。我终于敢承认：我值得。我值得什么也不做。

这并不是简单地躺平，而是一种回归到生命底色的态度，we are human beings, not human doings。

高迪曾经说过："直线属于人类，曲线属于上帝。"我想，也许焦虑属于东亚，而散漫属于南欧。

在南欧生活的岁月中，我终于可以坦然地在帕克·居埃尔的蛇形马赛克长椅上坐一整个下午，看着巴塞罗那的红屋顶一层层铺开，直到地中海的蓝在远方闪烁。阳光烫得人昏昏欲睡，耳边有游客说着法语、意大利语、加泰罗尼亚语交错在一起，一切都充满着勃勃生机。

也许活着本该如此。在这片土地上，人们可以为了巴萨的一场比赛停下工作，也可以为了午睡关掉整条街的店铺。人其实需要的东西，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多。吃得饱，睡得好，有三两知己聊聊知心话，就可以了。

但生活从来不是单一的色调。即使在这样的环境里，我的情绪依然像地中海的天气一样变幻莫测。

有时，我会陷入亢奋。在那不勒斯，我跟着当地人钻进那些狭窄的小巷，看着晾在阳台间的衣服像彩旗一样飘扬，老奶奶从三楼的窗户探出头来和楼下的邻居聊天，有着《那不勒斯四部曲》的即视感：嘈杂、混乱，却充满了人间烟火气。街头卖柠檬的小贩，街边吃着披萨的情侣，穿着马拉多纳球衣的狂热球迷，一切都美好的想让我想拥抱。

有时，我又陷入抑郁。在托马尔的基督修道院，石阶潮湿，回廊昏暗。我站在圣殿骑士的圆厅中央，仰头看那些剥落的壁画，金箔残缺得像被时间吞噬的梦。这里曾是十字军的出发地，而现在只剩下风声的回响。我突然觉得，自己也不过是历史缝隙里的一粒灰尘。那一刻，我想起死亡。可转念一想，人生不过两万天。两万天，我已经走了接近一半，如果剩下的日子不能和这个世界再多相处一会，那多可惜啊。

因为我还有书没写完。那些在我脑海里等了这么久的主角和配角们，他们还在等一个出场的机会。他们的世界只有我能打开，他们的命运只有我能决定。我甚至觉得，我活下去的其中一个责任，就是给他们一个结局。就像博尔赫斯在《小径分岔的花园》里写的那样，每一个选择都创造出一个平行宇宙，而我手中则握着开启宇宙的那把钥匙。

这想法很奇怪，对吧？为了一群虚构的人物而活着。可是当我在马德里的普拉多美术馆，站在委拉斯开兹的《宫娥》前面，想起福柯对这幅画的分析：谁在看，谁被看，真实在哪里？我忽然明白，那幅画里的人物，画家，观众，镜子里的国王夫妇，每个人都既是观察者又是被观察者。存在本身就是一场交错的凝视。我们以为自己在观察世界，可世界也在回望我们。我们以为自己在写故事，可那些故事也在反过来塑造我们。

而我写下的命运、我虚构的奇迹、我亲手设下的陷阱，谁能说它们就不如眼前的生活真切？也许这就是答案：我们活着，不是为了寻找某个最终的“真相”，而是为了不断在虚构和真实之间穿梭，在不断的创造中证明自己还存在。

我想起佩索阿在《不安之书》里写过的一句话：“在我身上流淌着所有过去的海洋。”过去的济南、奥克兰、伦敦、里斯本，那些奔逃、焦虑、期待和松弛，一层一层汇聚在一起，变成了今天的我。我忽然意识到，我已经不再需要去回答“我是谁”“我要去哪里”这些问题了。南欧教会我的，是慢慢放下对意义的执念，去承认生命的无常，去拥抱它的散乱、热闹、缺口与残缺。

活着，从来都不是为了解决问题或者寻找答案，而是为了不停感受。在每一个太阳落下、海风吹来的瞬间，在故事与现实交叠的边界上，在所有虚构与真实之间轻轻地存在。而存在，本身，就是意义。

（附送一张在里斯本参加CrossFit Summer Game的照片哈哈哈）